房栋 | 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与“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可能性

房栋

清末民初，游戏文章在文艺试验中通过各类文体形式纳入多样、驳杂的语言成分，探索文学实践中的种种语言可能。各类游戏文章在报刊上渐次登场，其语言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转变。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创作者们具有语言敏感性，意识到游戏文章需要吸收传统资源，采用新词语、新文体，熔铸新风格，并努力追求“意讽”“辞婉”、通俗而典雅的语言品格。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在突破禁忌，利用旧形式等层面的语言探索，呈现出与“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共通性，游戏文章中蕴含着可供“五四”新文学借鉴的语言可能性。

清末民初，游戏文章成为报刊文人刻意经营的一种文类。[1]文章的命意在于“游戏”，意味着文人在创作时对语言进行游戏性的运用。文人们以游戏笔法作文，有可能冲破既往的文学陈规和语言定式，游戏文章因此蕴含着诞生新的语言形态的可能。胡适曾将自己在北美留学时所作的诗称为“游戏诗”，而这“游戏诗”中出现的长段口语、白话已属新文学创作的初步尝试。[2]周作人时常称自己的散文为游戏文字或游戏笔墨，[3]在其文学视野中，游戏文章具有新的语言质素。刘半农将自己的文言诗称为“游戏之作”[4]，将其《“作揖主义”》称为“游戏笔墨”[5]。钱玄同将自己的文章称为“废话”[6]。诸如此类的言说是“五四”新文学阵营中的一股话语潜流。新文学家们的创作视野中存在着游戏文章的写作空间，只是他们并不经常在正式场合中提倡游戏文章的写作。而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与“五四”新文学在语言层面的历史联结，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学批判的“游戏”“消遣”的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戏文章。[7]游戏文章是文艺试验发生的重要场域，在纷繁多样的文体之中容纳多样的语言成分，并以类似后现代文学的方式解构经典，模拟与戏仿各类新旧文体，在种种文类中进行文本的狂欢与语言的游戏。拨开文学史叙事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语言宫殿中其实也潜藏着可与“五四”新文学相沟通的秘密路径。

一 “以文道俗”:

游戏文章的登场与语言新变

晚清以降，现代报刊业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在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江南，游戏文章开始进入现代传媒环境。清中叶缪莲仙所编《文章游戏》，诸体皆备，其语言成分已比较丰富。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办以后，刊登了不少游戏文章，语言风格类似于明清江南才子的路数。1890年代，上海等地小报开始兴起，《游戏报》《海上繁华报》《寓言报》《采风报》《笑林报》等小报更是喜登游戏文章。随着清末报章体的兴起、白话的涌现，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语言形态相较传统的游戏文章已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1921年至1923年间《游戏世界》杂志（上海）的文章语言与《游戏报》的文章语言已大为不同。

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兴盛与此时作家的文学观念、读者的阅读方式、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作品的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清末科举的停废不仅改变了文人的生存方式，也促使文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进入新闻报刊业的文人不再宗经颂圣，写作的对象转而变为都市中的市民大众，他们实现了从“自娱”至“娱人”的转变。现代稿酬不断吸引着文人创作游戏文章。报刊的编辑往往自己也是游戏文章的作者，他们循着市场规律，经常举行征文活动。[8]随着都市环境中现代报刊与可机械复制的平装书的流行，游戏文章成为具有现代性特征并广泛传播的消费性文体，并开始其语言转型的进程。

游戏文章之“游戏”，是相对严肃、正经来说的。唐代韩愈作《毛颖传》《送穷文》等文，在古文的系统内“以文为戏”，曾引起一些文人对“游戏”的警惕。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李贽、张岱等人创作了很多戏谑小品，笔墨所至，游戏意味十足，其语言比唐宋古文更活泼。周作人等人将新文学的源流追溯至晚明，认为其时的小品文、游戏文章蕴含着新的语言特质。而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游戏文章的传统更是延续至清末民初。周作人提及的《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常言道》《何典》《皆大欢喜》《文章游戏》等均为清代游戏文章的选集。[9]这些作品除了文章还有笑话、小说等，已呈现出丰富的语言形态。但游戏文章语言形态的急剧变化还要等到清末民初才得以实现。

《游戏报》

清末以来的文人在创作游戏文章时，起初并没有“有意识”地进行语言革新，或者说他们语言变革的意识比较淡漠。他们的游戏文章偶有尝试、实验或打破常规之处，并融入浅近文言、白话等语言成分，但似乎没有人明确地提出游戏文章要使用某种具体的语言类型写。游戏文章可骈可散，文体灵活，语言的采择也具有极高的自由度。《游戏报》上众多游戏文章的语言风格和清代缪莲仙辑《文章游戏》的风格有相似之处。清末小报上的游戏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文人技痒之作，语言上很容易模拟传统诗文辞赋，但晚清以降的时代变局与氛围赋予了文人解构经典的思想力量。清末民初的游戏八股文不仅成为文人施展写作才华的重要体裁，亦是文人“亵渎”经典，嘲弄孔孟，开科举之玩笑的衬手“兵器”。这些游戏八股文与经典文本之间有了更广阔的对话空间，其语言也已迈出传统文章的轨辙。例如，李伯元《滑头文》虽声称“仿八股体”，但全篇并无一处引“经”据“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语言的解放。[10]

1903年，寅半生刻《天花乱坠》，内中文章多选自小报。1906年他编辑的《游戏世界》杂志在杭州创刊。在《〈天花乱坠〉叙》中，寅半生声称：“况当渐更新政，文赋诗不重名场。聊遣余情，经史子无关吟案。于是以文道俗，化朽为奇，若庄若谐，宜真宜假。剪近时之花样，文章一新。摭当代之稗编，游戏三昧。”[11]这透露出清末文人创作游戏文章时的语言策略。“经”“史”“子”三部之文，不见重于时，但文人们在“经”“史”“子”领域丰富的知识储备转而成为游戏文章写作灵感和语言素材的来源。寅半生也很敏锐地指出清末民初游戏文章“以文道俗”，庄谐杂陈，雅俗皆宜的特色。所谓“剪近时之花样，文章一新”，包括对新词语和报章体语言的吸收和运用。而天虚我生则指出“虫虫者竞以新名词堆砌文字，而矫饰欺人，其实亦欺人自欺耳”，[12]提醒人们游戏文章不能止步于摭拾新名词，他和寅半生等人所要接续的是以《文章游戏》为代表的明清江南游戏文章的传统。但时移世易，他们对“意义陈腐”“词句晦涩”之作持排斥之意。[13]于此，我们也可看出清末的游戏文章已经显露出一定的语言创新冲动。虽然这股语言创新冲动没有引发革命式的语言更新，但却驱动着游戏文章吸收新旧文体中的各种语言成分入文。

试看《文章游戏》与《天花乱坠》中的两个片段：

纪武林之胜地，依凤山以为城。积善民风，无非助圣。太平景运，莫不忠清。耀文星而三元丕显，臻仁寿而百岁光荣。高冠禄养以娱亲，恩承皇诰。五老钟灵而毓秀，兆卜清平。十字箴规，无假四条之法。八街洞达，争看五福之迎。……

——高方承《杭城里巷名赋》（选自《文章游戏》）[14]

伪爱国维新者，志怀破坏，党极野蛮。昔为黄帝子孙，欲作白人奴隶。究其目的，坏人脑筋。潜隐个人之私，阴蓄帝皇之想。自由言论，程度不肯低人。独立精神，团体无非为己。诱国民于幸福，索政府以共和。加以革命为心，流血成事。近狎欧米，假冒文明。演说译书，剪发易服。帝国之所同嫉，世界之所不容。犹复膨胀民权，争激主义。……

——真新子《为守旧党讨维新党檄 仿讨武曌檄》（选自《天花乱坠》）[15]

《杭州里巷名赋》是《文章游戏》中的第一篇，其文“骈四俪六”，尽显江南文人才情。从字词运用、语句文法、文体风格等方面看，这仍是具有传统风味的古雅之作。而《为守旧党讨维新党檄》虽为戏仿《讨武曌檄》之作，格式上受限于源文本，但此文深受报章体的影响，具有现代内涵的双音节词比比皆是，语法结构简单，行文风格简洁、明快。清末以降，《文章游戏》固然仍拥有像周作人、钱钟书这样的读者，在阅读市场获得一席之地，但真正风行一时的，却是像《天花乱坠》这类登在报刊上并经历了语言变革的游戏文章。

民国以后，《申报》《时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大报学习清末小报，陆续创办文艺副刊，开始刊登大量的游戏文章。1911年8月24日，《申报》开辟文艺副刊“自由谈”，并设立“游戏文章”栏，“自由谈”体量庞大的游戏文章涵容了丰富而驳杂的语言成分。从1917年开始，“五四”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批判。随着阅读市场逐渐向新兴的白话文学转移，报刊文人也因时制宜地对各自的文艺阵地进行了改革，1921年创刊的《游戏世界》（上海）即为此中代表。[16]《游戏世界》（上海）设立诸多具有明显游戏意味的栏目，其中的游戏文章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白话，显示出向新文学靠拢的趋势。周瘦鹃撰写的《发刊词》即是用具有口语、说书味道的白话写成。而相比“说苑”“谈荟”“歌场”“趣海”等栏目，“谐林”中的文章延续了清末以降游戏文章的“小传统”，隐隐彰显着游戏文章挥之不去的时代魅力。

二 游戏文章的语言形态及其追求

清末民初的文人在自由创作游戏文章时采用了驳杂、多样的语言成分，但文章的可读性又要求写作语言符合一定的准则。白云词人曾提出游戏文章的“六法”“四忌”，在语言与文体的层面做出具体而微的建议。[17]1916年，《申报》“自由谈”悬赏征文，曾刊出前三名获奖作品的评语。第一名魏霞皋所得评语为：“意讽而辞婉，深得风人之旨，且尤切贴本年，允推上选”。[18]所谓“意讽”“辞婉”就涉及“自由谈”对游戏文章的理想语言形态的想象。

由于其游戏文章的典雅、妥帖，李伯元成为很多人模仿的对象，他的创作已开清末民初游戏文章语言新变的先河。从李伯元较早的《碰和解》[19]一篇即可看出，近代传入的双音节词汇已进入游戏文章。公共、通商、合同、国债、铁路、关税……，这些具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时髦词汇很快被具有语言敏感性的“洋场才子”接受并使用。游戏文章为适应阅读市场通俗性、可读性的要求，也极大地吸收了报章体的语言特色。在一篇题为《戏拟花神讨蜂蝶檄》[20]的古色古香的檄文中，字里行间却充满现代的新事新物与新式名词。而那些不限定于戏拟某篇名文或严格遵守某种文体格式的游戏文章，语句的应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试以李伯元《饭桶传》为例：“人之聆饭桶名，睹饭桶状者，咸以饭桶为野蛮之一分子，而合群以拒之。且谓饭桶将来必一蹶而为讨饭坯，再蹶而为偷饭鬼，三蹶而为抢羹饭之凉血动物，而饭桶之吃饭家伙，与饭桶拿饭之手，装饭之腹，相别而分离。呜呼，其言亦刻矣哉！安知饭桶将来不渐渐进步，知清水白米饭不能瞎吃，而一二碗后即云肚饱，以筷搁碗，将手四拱而起耶？”[21]在报章体影响下，游戏文章的语言已与明清之文大为不同。“安知饭桶将来不渐渐进步，知清水白米饭不能瞎吃”这类语言浅易但结构较为复杂的句子日趋流行，且有融文言、白话于一体，揽书面语、口语于一身的趋势。而与《饭桶传》此类“恶棍列传”式的文章相比，许多游戏文章以表面上庄重的文体刻画事物，“正话反说”，从而达到讽刺时弊的效果。[22]

李伯元

在吸收新式的语言与文体的同时，利用旧形式是游戏文章的拿手好戏。在众多被“拿来”的旧形式中，竹枝词因其浅白、俚俗的语言，适合描写风土人情、时事新闻的文体特征，成为游戏文章中的一种常见体裁。试看一首描绘新学堂的作品：“摩挲石版讲堂前，到此方知日欲圆。加减乘除原易事，最难明白是圈圈。举贡生员聚一涯，为操舌战是喧哗。一言罕譬君休笑，青草池塘处处蛙。”[23]此作描绘学堂内外的新事物，讲述新知识，融入新的名词与新的语言成分。这与中国传统竹枝词的语言有较大的区别，与晚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语言也有不小的距离。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如此描写法律：“拜手中臣罪祓除，探汤剪爪仗神巫；竟将老子箧中物，看作司空城旦书。”[24]这种诗句具有较浓郁的文人诗色彩，诗风更高雅而有风致。总体而言，游戏文章中的竹枝词更加口语化。作为“游戏文章”的竹枝词，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在语言、内容的趣味性和滑稽性上又迈进了一步。与竹枝词类似，歌谣体的游戏文章也越来越多地流行。《游戏报》《消闲报》《民权素》《小说新报》以及《申报》“自由谈”等大报文艺副刊的版面上，“歌”“谣”类的游戏文章更是数不胜数。相比诗、词、曲等体裁来说，歌谣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并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和韵律感。

不论是近代报章体、口语、民间文学，还是新式的现代应用文，均构成游戏文章的丰富语言资源，也为语言成分的创新组合与新的语言形态的诞生提供了便利。游戏文章的文体种类在民初以后愈趋多样。但多样的文体仍需遵循“游戏”的规则，而规则限制着游戏文章对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这些规则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规则内蕴于游戏文章传统本身。但这种传统的约束力并不稳固，“游戏”诱惑着写作者们去打破传统的规定，在尝试之中完成语言的创新。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媒体环境带来了广阔的阅读市场，经营“游戏文章”栏目的编辑和游戏文章的写作者往往会考虑市场效果，故而对“游戏文章”的语言形态有所要求。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语言变革。

小柳在《读“自由谈”法》[25]中说到，“自由谈”的文字是“韩昌黎、托尔斯泰化身”，游戏文章是“金圣叹、缪莲仙化身”，其他诸栏目的文学也是中西文学史上各大家的化身。其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自由谈是自由谈文字，不是古人文字，亦不是后人文字”。“不是后人文字”暗示着游戏文章的作者们并没有为未来创造新语言，开拓语言乌托邦的雄图壮志。他们也无意发动主张白话文或其他语言形式的“文学革命”。小孤山人说：“齐人传而楚人咻，语言一变。赵帜拔而汉帜立，壁垒重新。”“而文字革命，莫贵乎花样翻新也。”[26]显示出报刊文人对现代语言变迁的一种认识，但他们所说的“文字革命”往往只是新词汇的使用与新式文体的采用，并不涉及语言形式的根本变革。而在一篇游戏文章中，甚至有作者调侃报刊文人对“古董文字”的嗜痂之好：“如此西文糟粕，翻来攘作珍藏。前人唾余，窃取私为秘宝。”[27]瘦蝶《“自由谈”铭》戏曰：“文不在高，谲谏则名。字不在深，滑稽则灵。”“可以发庄言，著谐文。”[28]表明游戏文章写作者们无意于进行严肃的文学写作。所谓“喜笑别饶风韵，怒骂亦成文章。奇正相生，滑稽是尚，希雅俗之共鉴，铸古今于一炉，斯亦文字中之别开生面者矣。”[29]意味着文人们运用古今雅俗的文字开创游戏文章的生动场面。

既是文章游戏，文人们不妨如《何典•序》所说“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30]尽情施展其文学才华。但报刊文人面对文学传统又缺乏内在的“影响的焦虑”，创作的是有时效性的消费文体，语言似乎越顺手越好。他们“菇古涵今，出经入史”，写出来的却是“不伦不类”的戏作。[31]他们往往耽溺于模式化、格套化的写作与无休无止的谑仿、戏拟，甚少对语言的使用进行理论总结。他们具有语言敏感性，并意识到中国文章的写作需要融入新的语言成分，熔铸新的语言风格。应该说，游戏文章的作者们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文化位置。他们不像“五四”新文学家那样努力于彻底颠覆传统文学的语言构造，却也走在中国文学传统现代转型的道路上。他们在广阔的文学与文化空间中，包容、吸纳和呈现了丰富而多样的语言形态，时而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语言成分，激发语言创新的火花，或已暗中铺好了通向新文学语言变革的幽曲细径。

三 语言变革的秘密路径：

从游戏文章到“五四”新文学

王国维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32]这彰显出游戏中寓有正面价值的可能。但“五四”新文学家对文学的“游戏”性质极为警惕，游戏文章因其形式的陈旧与思想的落后往往不入他们法眼。但他们往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五四”新文学家在很多场合亦难抑创作冲动，留下诸多游戏笔墨，而这些游戏笔墨因其“旧形式”或“游戏”的创作态度，与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我们把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视为新文学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33]那么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可取之处也应得到审视。

“五四”新文学虽欲截断众流，汲汲于白话文的建设，却与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同样具有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的需求。晚清以降，游戏文章不断模仿各式新、旧语言，在游戏的文学场中尝试熔铸新的语言风格，这实则也是“五四”新文学从孕育到发生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但“五四”新文学在择取语言的历史资源，建构语言的鲜明风格时有着明确的指向，反而忽略了游戏文章呈现出的中国文学创造性转化的本土性可能。利用旧形式以创造性地“改造”中国文学传统的任务，有一部分便是游戏文章的写作者完成的。  

在“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构想中，从诗、文到词、曲、小说等，中国文学一直在进化，诗、文、词、曲、小说等文类的白话皆可为我所用。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文艺论争到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如何利用旧形式一直是现代作家思考的重要命题。新文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从传统文学的旧形式中吸收语言养料，以期建设理想中的国语与白话。现代文学史中努力运用旧形式，以期用通俗的形式写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尝试从未中断。老舍在1938年至1966年之间就用鼓词、相声、快板、太平歌词、山东快书、单弦牌子曲和唱本等曲艺形式，写了58篇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作品。[34]赵树理则在1940年至1958年写过鼓词、快板、相声、民间小调、打牙牌调等曲艺形式。[35]他们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受旧形式影响、含有旧形式因子的文本。而类似的文学实践早已大量见于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中。相比之下，游戏文章采用的通俗文学形式更为多样。融各种文体元素入文，并且“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清末梁启超的论说文已做到这一点。[36]而游戏文章则成为可供五花八门通俗形式发挥更大作用的试验场和熔种种语言成分于一炉的文学平台。在众多游戏文章的通俗形式中，竹枝词、歌谣、焰口、宝塔诗、五更调、滩簧、戏曲、道情等均是常见体裁。这些文类为游戏文章提供了引入、融合新鲜的语言成分的重要媒介。

梁启超

表面上看，“五四”新文学家无意回顾清末民初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并从中汲取白话写作的经验。但在文学史的某些角落，他们有意无意的一些创作也已涉足游戏文章的花苑。且不说胡适留美期间创作的白话打油诗[37]，周作人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游戏文章就别有幽怀。[38]从“鸳鸯蝴蝶派”中走出来的刘半农也多次称自己的作品为游戏文章。1920年代，新文学家们重新出版晚清小说《何典》，无意中发现这是吴稚晖游戏文章的借鉴对象，也为他们自己的写作打开了新的可能。除去方言、土语，《何典》打开了游戏文章的新鲜局面。刘半农甚至发现“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句，紧紧接在一起”，他所引的例子是“肉面对肉面困着”后接“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极土的句子”与“极飘逸的句子”相接，别具一番风味。[39]这种文学想象将雅、俗、文、白混为一炉，在1920年代提出新文学语言建设的别样方案。另一部重版之作《浮生六记》，也是“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之作，在“信笔写出”和“精心结撰”的阅读印象中摇摆，“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其实已颇合游戏三昧的精神。[40]《何典》《浮生六记》和晚明小品文的重版，都显示出新文学阵营重构新文学语言雅、俗、文、白格局的意图。而这些作品作为具有吸引力的文学资源，也时而将新文学家们从常规甚至具有压抑气氛的写作环境中召唤到轻松、自由的文学氛围里，就像游戏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繁重中的工作任务中解放出来一样。[41]

周作人曾在《〈杂拌儿〉跋》中提及游戏文章，从晚明散文一路说到俞平伯。[42]俞平伯在《杂拌儿•自序》中透露他在新文学脚跟站稳之后却“于禁用白话之地”，做了好多篇文言文的游戏文章。[43]文言文的书写或在白话中融入文言文，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来说更是拿手好戏。如《何典》一样将风格色彩不同的词句并置在一起，也是他们文章中的常见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学家引晚明散文和《何典》《浮生六记》等作品为同盟军，而疏远、排斥了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实非“五四”新文学认可的文学资源。晚明散文和《何典》《浮生六记》虽各有其游戏笔墨之处，却都能以活泼的文体表达真挚的感情。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相较而言，长于叙事、议论而短于抒情，其文体千篇一律的面貌也透露出自身的局限：报刊文人虽能呈现丰富多样的语言成分，但多样的语言类型源于文体的驳杂。在具体的单篇游戏文章中，文人们往往耽溺于对单一类型语言的烂熟化使用。例如，在一篇方言的游戏文章中，作者就只是逼真地呈现吴语口语的原貌：“上转耐到倪搭来。倪搭耐蛮要好格。拨耐香仔交交关关面孔。（用《论语》“山梁雌雉”节“三嗅而作”意）……”[44]而在另一篇吴语的滩簧中，现代词汇与方言有机融合：“希奇希奇真希奇。欧罗巴洲出仔一桩大事体。叫啥一个意大利。搭之一个土耳其。两个国度忽然勿和气。……”[45]

同样是运用方言，报刊上的游戏文章与《何典》的不同在于：《何典》能将雅、俗、文、白的语言成分混为一炉，语言结构颇具巧思，形成一种新颖而具有异质性的语言形态。而游戏文章往往难以摆脱文体的牢笼，虽长于方言的运用，将难以将方言创造性地融入具有新质的语言形态之中。旧形式利用有余，改造不足，也正是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在语言上的重要特征。加上游戏文章“游戏”“消遣”的特性，“五四”新文学家便更“顺理成章”地轻视了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历史存在。

《何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5月

但是，“五四”新文学家与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历史联结亦有迹可寻。1904年至1905年，陈独秀编辑《安徽俗话报》期间，报上就刊登了多游戏意味十足的作品。1908年至1909年间主编《竞业旬报》的胡适，情形亦颇类似。而胡适后来创作打油诗，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的清末文学渊源。刘半农从“鸳鸯蝴蝶派”中走出，更是非常熟悉民初文坛的游戏文章。1930年代刘半农创作了一组题为《桐花芝豆堂诗集》的打油诗，引来鲁迅的批评。[46]鲁迅自己也曾写过打油诗，而他的散文“涉于游戏的地方更多”[47]。钱玄同性喜滑稽与游戏，他的“疑古废话”深受《何典》和吴稚晖的影响。周作人读过寅半生所编《天花乱坠》，[48]对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非常熟悉，他的游戏笔墨亦所在多有。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或松动现代文学汉语的土壤，或在旧形式的利用上给人以灵感，其现代转型之路也为“五四”新文学的语言生长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结语

1933年，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高步瀛用大鼓书体翻译北京师大的翻译试题（新亭对泣事）一事，他声称“君以古文、骈文名而能作此，且肯作此游戏笔墨，贤于黄节矣。拟登下星期六《国语周刊》。”[i]根据钱玄同的判断，用通俗的文艺形式写出的游戏文章，在价值层级上高于旧文人们的古文、骈文。而这正是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游戏文章在文体和语言上一直努力实践的方向。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视了“五四”前夕文坛上游戏文章林林总总文艺试验中的语言变革。报刊文人推动着游戏文章语言的变迁，他们在游戏文章的写作实践中意识到各种语言形态的审美限度与接受效果，也曾引导游戏文章的语言朝着更理想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呈现出新、旧文体中现代汉语发生、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诸多可能性。高步瀛大鼓书体的文章刊登在《国语周刊》上，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学阵营在建构国语或白话语言形态时对“旧形式的利用”的一种探索。只是五四新文学在正面建构白话的语言体系时，往往忽略了曾经的批判对象——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早已在文学的花苑里铺设了若干通向新文学的幽曲小径。在五四新文学阵营强大的历史叙事面前，那些“天花乱坠”的“文章游戏”随着文学市场和阅读趣味的转移开始淡出文学史的视野，在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文章中的语言可能性，如堂•吉诃德一般倒在中国文学的大风车丛林中。

注释

[1] 游戏文章是具有游戏意味的一种文类，是涵容各种文体在内的跨文体概念，或可称为一种“超文类”，其情形有些类似晚清小说。可参阅夏志清对清末民初“小说”内涵的考察。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页。

[2] 此诗为《答梅觐庄——白话诗》，见于胡适1916年7月22日的日记，参见《胡适日记全集 2 (1915-1920)》（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2-377页。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提及此诗并将之称为“游戏诗”，参见《胡适文集 1》（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亦有人从游戏的视角看待胡适留美时的白话诗创作，参见郭正平《幽默与游戏的“尝试”——胡适新文学起源的美国现场还原》，《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3] 如《〈自己的园地〉旧序》《〈发须爪〉序》《陀螺序》《〈儿童杂事诗〉序记》。参见《周作人散文全集》（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第189页，《周作人散文全集》（4）第211、814页，《周作人散文全集》（9）第678页。

[4] 这两首诗见于刘半农给周作人的信中。参见刘复《巴黎通信》，《语丝》第20期第3版，1925年3月30日。

[5] 刘半农：《作揖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6] 钱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废话——原经》《废话——关于“三•一八”》，《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01、223-242、260-263页。

[7] 王德威所说“被压抑的现代性”其中一个含义即“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8] 可参阅拙文《制造新文类：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征文活动与写作实践》，《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6期。

[9] 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7）第236-242页。

[10] 李伯元：《滑头文（仿八股体）》，《游戏世界》（上海）第8期，1922年1月。

[11] 寅半生：《〈天花乱坠〉叙》，《天花乱坠》初集，1903年。

[12] 天虚我生：《〈游戏世界〉叙》，《游戏世界》（杭州）第1期，1906年。

[13] 寅半生：《〈天花乱坠〉识语》，《天花乱坠》初集，1903年。

[14] 高方承：《杭城里巷名赋》，《文章游戏》初编，清道光5年（1825年）刻本。

[15] 真新子：《为守旧党讨维新党檄》，《天花乱坠》初集，1903年。

[16] 1921年6月25日，《游戏世界》在上海创刊，于1923年6月发行至第24期停刊。杂志由周瘦鹃、赵苕狂等人编辑。

[17] “六法”是指“厚、透、溜、扣、逗、够”，“四忌”指“陋、凑、漏、丑”。参见白云词人：《游戏文字之六法四忌》，《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册）（陈无我辑），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版，第221-223页。

[18] 参见魏霞皋《旧历新年》文后评语，《申报》第15450号，1916年2月19日。

[19] 李伯元：《碰和解》，《游戏报》第734号，1899年7月12日。

[20] 李伯元：《戏拟花神讨蜂蝶檄》，《游戏世界》（上海）第5期，1921年10月。

[21] 李伯元：《饭桶传》，《游戏世界》（上海）第4期，1921年9月。

[22] 可参阅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23] 佚名来稿《金陵高等学堂竹枝词》，《游戏报》第710号，1899年6月18日。

[24]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编)第三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31页。

[25] 小柳：《读“自由谈”法》，《申报》第14281号，1912年11月23日。

[26] 小孤山人：《特征小品文字序》，《申报》第16374号，1918年9月16日。

[27] 拙存庵：《征古董文字小启》，《申报》第14615号，1913年10月17日。

[28] 瘦蝶：《“自由谈”铭》，《申报》第14445号，1913年4月26日。

[29] 瑞雪：《戏拟自由谈游戏文序》，《申报》第15997号，1917年8月27日。

[30] 过路人：《序》，《何典》，张南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31] 须曼：《〈游戏室游戏文章〉自序》，《申报》第15234号，1915年7月11日。

[32]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第140号，1907年1月。

[33] 可参阅袁一丹：《“吴老爹之道统”——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及思想资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34] 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8页。

[35] 赵树：《赵树理全集》（3），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539页。

[36] 王风：《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37] 除胡适外，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写有打油诗，这些打油诗均可视为新文学作家的游戏文章。

[38] 周作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对中国游戏文章的传统进行过梳理。周作人前后使用过俳文、戏墨、笑话、滑稽文章、游戏文章等词，他提及的所说《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常言道》《何典》《皆大欢喜》《文章游戏》等均可说是近世游戏文章的集子。周作人谈游戏文章传统的篇目包括:《谈中日的滑稽文章》《九烟遗集》《中国的滑稽文学》《牛山诗》《记酒令》《再谈俳文》《关于谑庵《〈悔讶〉》《咏臭象棋》《〈明清笑话四种〉引言》《迷藏一哂》《笑话论――〈苦茶庵笑话选〉序》《笑赞》《麻团胜会》《曾衍东诗》《憩亭杂俎》《癯鸥戏墨》《谈俳文》等。

[39]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语丝》第73期，1926年4月。

[40] 参见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作于1923年2月27日），《俞平伯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页。

[41] 席勒认为游戏中的人因内在驱动力解除了施加于人的一切关系的束缚，从而把人从物质和精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参见席勒：《人的美学教育书简》（张佳珏译），《席勒文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276页。

[42] 周作人：《〈杂拌儿〉跋》，《周作人散文全编 5》第454-456页。

[43] 俞平伯：《杂拌儿•自序》，《俞平伯全集》（第二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4] 老二：《戏拟雉妓招子路白话书》，《游戏杂志》第13期，1915年7月。

[45] 紧追：《时事新滩 吴下土音》，《申报》第13886号，1911年10月5日，

[46] 参见鲁迅：《“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353页。

[47] 许寿裳：《鲁迅的游戏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48] 周作人：《儿童诗》，《周作人散文全编 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2-728页。

[49]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中)（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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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06期

本期编辑：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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